郑永年:新基建要慎重 软基建要发力
2020-05-09 07: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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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在经历过去多年的大规模投资后已经出现边际作用递减。(图源:网络)

编者按

郑永年教授认为,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目前国内的思路大多还是围绕着“GDP经济”进行:一是投资新基建,二是发放消费券,三是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但从新基建目前的体量来看,很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力增长点。在他看来,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软基建”:通过发展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医院、老人院、都市停车场等,增强社会软实力。

本文由《时代周报》对郑永年教授的专访整理而成,原发表于《时代周报》2020年4月21日,IPP评论授权转发,供诸君思考。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经济全球化的“回头浪”席卷世界。

15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简史》,描绘了激动人心的全球化的历程。15年间,科技和互联网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世界确实越来越平。

同样是弗里德曼,新冠疫情爆发后,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发表最新文章《全新的历史分界线:新冠肺炎元年前与后》,再次谈到了全球化。但这一次,他表达的是对全球化的担忧。互联工具使得世界互相连接,这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意味着互相依存:当一个地方遭遇到麻烦时,这个麻烦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传播到更远的距离、更深的层次。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5月8日05:00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80万例。全球范围内的频繁人员往来等成为病毒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全球延伸的产业链也使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很容易波及许多国家。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呼吁美国企业回迁,日本拨款2435亿日元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在国家安全、资本流动以及民意等多方利益博弈之下,全球化进程将走向何方?《时代周报》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郑永年教授(IPP国际会议资料图)

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

时代周报: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不少国家都选择了“与邻为壑”。这是否会导致未来全球化全面倒退,进入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更低的世界?

郑永年: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疫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怀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出现了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政府税收、就业流失等现象。

全球化原本是为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这使得发达国家也将一些所谓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些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技术也随着其产业转移出去了。疫情来袭,产业链一受影响,许多国家发现自己的产业空心化程度已经到了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的地步。

例如此前,欧盟各国的合作一直平稳。但是新冠疫情一到来,每个国家都回到一个相对自私的状态,甚至出现国家之间截留口罩的事件。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的生产线都放在其他国家。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美国80%的医疗物资和97%的抗生素是在中国生产的。因此,疫情之后,欧美国家会把攸关老百姓生命安全的产业链迁回到自己的国家,同时,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些也是理性的市场行为。

但疫情并不会完全终止全球化,而是可能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以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的形式,呈现一种“有限的全球化”。

“有限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主权经济之上的全球化。它有两个趋向性,一是欧美国家会把一部分关于国家安全、人民生命的产业迁回自己的国家;另一个就是各国产业会在世界范围内分散布置。我认为建立在主权经济之上的全球化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时代周报: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回到了经济主权化时代?

郑永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供应链的全球布局使得各个国家都失去了很多方面的经济主权。但在新冠疫情之后,强化政府的作用、国家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经济主权特别和国家安全以及老百姓生命相关的产业回归,可以说是必然的。

但国内现在有一种声音,把这种经济主权的回归解释为“去中国化”,这并不确切。所谓的“去中国化”,是将本国所有的产业链条从中国迁出,迁到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

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等国家主要是要把境外企业迁回本土。迁出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再者,一个国家想投资分散化,即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经济考量。如果将这些正常的经济考量与“去中国化”等同,未免政治性太强、意识形态太强,自己也很容易判断失误。

从短期来看,“有限的全球化”的确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冲击。特别是近年来,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外资、外商在中国经济中也占有重要位置。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显现,不少国内企业将面临复工后欧美国家订单减少乃至消失,无法恢复正常生产的情况;另一方面,疫情结束后,随着美国、日本等国家企业的迁出,也将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

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

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因为他们不会放弃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即使西方企业撤离,但撤离后所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中国应该发力“软基建”

时代周报: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关键一环,是否会因为疫情冲击而与其他产业链条脱钩?

郑永年:从短期来看,疫情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停摆,必然会波及中国的产业链条;但从长远来看,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基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本身就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的企业在中国投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挣钱。资本是逐利的,中国市场的规模已经在逐步接近美国市场的规模。如此大的体量,没有一家企业会主动放弃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就算是现在美国和日本要撤回一部分产业,我相信更多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企业撤回一部分产业链条,更多的企业还是会紧盯着中国市场,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脱钩现象。

同时,一部分产业链的脱钩并不是没有好处。在一些关键领域之中,西方的技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汽车和移动通信行业,虽然国产率已经很高,但是最核心的技术还是主要掌握在外国企业的手里。如果在这些方面上西方退出一点,中国企业的发挥空间反而更大。

从历史来看,珠三角在2007—2008年左右就经历了“腾笼换鸟”的阶段。在那个阶段,我们也遭遇了一个产业链升级的阵痛过程。如今已经10年过去了,一些附加值低的东西应当要放弃,只是新冠疫情加速暴露了这一问题而已。

时代周报:当前国内疫情已经得到较好控制,疫情防控压力逐渐转向“外防输入”。在全球疫情冲击对国内影响仍未达到峰值之前,中国应当如何利用好这一段时间?

郑永年:我们要提前思考中国未来的经济布局。

疫情之后会是新的全球化阶段,各国都会强化自己的“主权经济体”,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些产业链条可能要转移出去,一些产品也可能要将主要目光转向国内市场,这同时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要在产业链上向上爬升、提高技术含量。

而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目前国内的思路大多还是围绕着“GDP经济”进行:一是投资新基建,二是发放消费券,三是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新基建示意图(图源:网络)

但从新基建目前的体量来看,很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力增长点。

现在有些人有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认为通过技术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想法很不成熟。全球每个国家都在投入研发技术,但真正占领技术高地的有多少?大量投入却没有技术产出的国家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火车头”还是在老基建上,新基建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发力点。

在我看来,中国这一轮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软基建”:通过发展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医院、老人院、都市停车场等,增强社会软实力。不解决“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新大山,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中产阶层就没有制度基础。

中国这一轮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软基建”(图源:网络)

我们总是讲拉动经济要靠“三驾马车”,但现在三驾马车里面,外贸因为疫情冲击还没站稳脚跟,基建在经历过去多年的大规模投资后已经出现边际作用递减。要拉动经济,只能靠消费拉动,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壮大中产阶级,使得消费力得到完善的释放。

事实上,中国为什么在国际上强大?中国的强大体现在庞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的强大也是建立在它庞大的消费市场之上。

未来数年危机频发

时代周报:你如何评价各国在疫情防控上采取的应对措施?

郑永年:要评判一个国家的抗疫政策,最关键的是看政府、社会以及经济实力三方面是否实现了充分配合。

有很多人说中国对疫情的控制得益于“举国体制”,我认为把疫情防控的有效完全归因到举国体制并不合理。如果这次疫情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没有很好的经济实力、没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就算有“举国体制”,也不能很好地把疫情控制住。

此次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便是资本和社会失衡的结果。

他们确实有最发达的经济体、最发达的公共卫生体制,但他们缺乏“举国体制”:有限政府本身权力就相对较少,加上在议院中三番五次的讨论,直接导致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都被耽搁了。

另一个方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主导产业向外转移。这导致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口罩、防护服、洗手液等基本医疗卫生物资都不能生产。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技术,而是生产能力流到其他国家了。

同时,与西方国家民众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不同,东亚地区的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更高,也更遵守纪律。政府要求居家隔离、不要恐慌、不要抢购、按时量体温,绝大多数民众都能做到。对东亚社会来说,生命安全和自由不需要比较——命都没了,还有什么自由呢?

但从整体上而言,欧美国家在疫情防控上仍然是有先天优势的。这些国家大多数经济条件都相对较好。包括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在发现疫情的严重性之后,有经济实力全方位控制疫情。

更需要人们担心的倒是许多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那里的国家能力相对较低,既没有西方这样的民主体制,也没有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一些国家加上埃博拉病毒以及蝗虫的影响还没有过去,他们的情况的确更让人担忧。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不论是国内疫情还是全球疫情,在发明和生产疫苗之前,防控成功的提法都会是言之过早。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是在全球肆虐超过两年后才最终消失的。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如果有一个国家没有控制好,病毒还是有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当下疫情防控还远没有到可以放松的地步。

时代周报:现在西方国家都在推出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你如何评价这部分的政策?

郑永年: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认为会远超2008年,甚至会比1929—1933年大萧条时还糟。当年大萧条几乎只影响西方国家,但现在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影响。大萧条时各国同意用凯恩斯主义解决问题,但现在呢?一些国家开始印钱、搞量化宽松,只顾解决自己的问题。

同时,这一次的问题较之前也复杂得多。在公共卫生问题的冲击下,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疫情扩散导致的政治治理危机,以及西方国家只顾解决自己问题引发的国际秩序危机,已经将目前的情况变成了一个“综合症”,不同于我们此前所遭遇的任何一个危机。

现在的重点是要怎么救社会、保社会,然后来日方长,再追求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线思维”。美国的成年公民至少可以得到1200美金,有的人还可以获得救济食物,欧洲、日本也是以救社会为重,这个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现在各个国家都在搞量化宽松政策:印钞票。但印钞票只是救火,把问题推迟到后面,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印钱太多了要发生通货膨胀,这个后果谁来买单呢?

要控制经济衰退的势头,更关键的还是在于疫情防控。所以每个国家都会必然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期,等到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这三个宏观方面都均衡了,产业也比较均衡了,才会回归正轨。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接下来的几年可能是危机频发的几年。

★ 本文系《时代周报》对郑永年教授的独家专访,首发于《时代周报》2020年4月21日,略有更新。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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