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原理

《逃出罗马》，Walter Scheidel/著

作 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来 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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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去世，几天之后权倾乾隆朝近三十年的和珅也被抄家治罪，被赐自尽。“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变成后世传播颇广的一句话，形象地描述了和珅家产之多，富可敌国。据说，查抄和珅所获得的赃款大约是大清朝岁入的两倍之多，令人咋舌。

同样，1799年已经到了18世纪末。西欧各国经历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商业和金融都获得爆炸式的发展。到了1799年，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所发行的国债已经达到英国GDP的两倍，金融对推动英国海外殖民和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应用大清朝的岁入与大英帝国的GDP做直接的比较，因为大清朝的岁入除了小部分来自盐业专卖或者广州十三行在粤海关征收的关税之外，大部分仍然是土地税，并不能完全代表大清朝的GDP。相比之下，英国税赋收入中的七八成已经来自贸易相关的关税收入。但，如果权且把岁入等同于GDP，比较起来仍颇有震撼感，因为东方老大帝国皇帝宠臣贪赃枉法的所得，与现代国际金融制度中才有的国债与GDP的比例，恰好都是两倍！

前者是大一统农业帝国酱缸文化的延续，贪腐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总是无法在制度上取得创新和突破，日益专制的皇权任人唯亲，导致权力滋生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老大农业帝国对资产的攫取和盘剥远比推动资本的流动和创新来得纯熟。

后者则代表了在西欧列国竞争中涌现出的全新金融制度的发展。现代金融，本质上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去配置购买力，让政府和商人可以将未来的资本投入当下。老百姓之所以愿意购买国债，一方面是因为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和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的向心力，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由此成为国家的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议会和央行更好监督政府的行为，尤其是纳税人税收的使用。

这种两百多年前历史横切面的对比，让我们能深刻理解西方史家所提出的“大分流”，即自从五百多年前大航海时代的开始，西欧开始把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逐渐甩到了后面，一骑绝尘，取得了飞速的经济发展。一边是旧制度的停滞，另一边却是制度的不断创新，大分流背后的原因诸多，但是能否制度创新却是一大根本。

大分流的背后推手

斯坦福大学教授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新书《逃离罗马》（Escape from Rome）中提出，罗马帝国之后西欧在政治上邦国林立的长期分裂，与以拉丁语和天主教为纽带维系的文化上的相对融合，是欧洲近代在大分流中胜出的重要基础。

沙伊德尔梳理了这种相对稳定的邦国竞争，相对多元的文化融合，以及竞争中涌现出的新科技和新制度对西欧发展的推动力。

首先，西欧邦国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无论是在邦国内，还是在邦国之间，都逐渐形成了分权制衡与竞争的机制，繁荣的多中心成为西欧邦国体制的最大特色。

走出中世纪的1300年，西欧的邦国数量从三十多个分化出超过100个，而且在之后的几百年中并没有发生中国战国时代的大国对小邦的兼并乃至强秦的大一统。邦国之间的分裂与竞争，造就了欧洲内部持续拥有多个中心，阻碍了集权发展，确保不同国家能够选择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尝试多种可能性，并且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而邦国之间保持相对稳固的均势，也让多个中心都持续繁荣发展。

这种多中心，也体现在无论是西欧本身，还是各个邦国内部，都存在各种相互竞争与制衡的阶层和权力中心。

西欧共同奉行的天主教使得它真正成为欧洲社会的一极，成为王权、诸侯与骑士和商人之外的另一重要势力，形成了与世俗王权所抗衡的泛欧洲的势力，一种将欧洲凝结在一起的纽带。政治权力为世俗的王权所控制，军事权力为封建诸侯和骑士所垄断，政教分离之外天主教在全欧洲遍布网络，而商业权力却在封建诸侯与新兴的都市商人的博弈中日渐偏向后者。

邦国国内分权的结果是无论是征税还是开战的大政方针都依赖召开大会协商定夺，为后世代议制发展的滥觞。邦国之间的均势让竞争的面向变得更多元，不只是武力的竞争，更是商业、科技和思想的竞争，而科技与思想的创新又因为没有一统的世袭皇权而更容易挑战权威，抵御压抑思想的力量。

第二，地方自治与竞争的并存，推动西欧发展出成熟的宪政与法治。

地方自治需要走出熟人社会，需要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与协作，建立商量与解决纠纷的机制，建立与其他自治团体沟通与竞争的原则。欧洲有几百个城市、几千所寺院以及大量的大学都依据宪章（Charter）建立，而在这些自治的城市里，地方议会（local assembly）由当地贵族、自由民和商人组成，其主要职责就是解决和协调纠纷，同时为当地市民社会增进社交纽带，这也是打破熟人社会，建立信任和公信力的基础。

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行会的成立，强化了这种信用体制。行会的传统是由不同陌生人的群体组成的组织，行会的成员人来人往，有人加入，有人离开，但是行会本身却一直存在，而其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为普通商人提供不受强权掠夺和剥削的保护。

第三，代议制的形成，锤炼出一整套权力如何分配和制衡的成熟规则。

代议制的发展，小国更好更快。比如，英格兰无论是疆域还是人口都比法国要小很多，代议制反而能发展更快。这是因为在小国更多普通人容易参与到代议制之中，而且议会开会的频次要高很多。

英国1215年推出的大宪章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都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主要意义有三：其一是将权力逐渐关进宪政的笼子里，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从无代表不纳税起，如果国王为了打仗征税，首先需要议会同意开始；其二是确立公开讨价还价的流程和制度，不同阶层，无论是君王、贵族和骑士，还是商人和市民，他们之间的分歧都需要通过协商来解决，建立了一套正式的互动流程以推动构建共识；其三是正式地分权，比如给予议会对征税的批准权和对公共财政的监督权，这就让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中涌现出的新阶层对大政方针有了更多参与的机会。

第四，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演进过程中，也引入了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就是强调在商业领域需要对旧制度和旧模式的破旧立新，同样适用于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演进中推动创新。制度的进化和积累需要稳定的国家来保存，欧洲长期存在的相对均势又充满竞争的邦国体制恰恰构建了这种长期的环境。而邦国之间的竞争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分胜负，让它们会更注重在如何提升自身的表现，因此它们对制度和科技两方面的创新都很专注，因为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和调动国内资源。

金融制度的创新，尤其是基于国债和议会监督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国家央行的设立及国债的发行，都是推动走出中世纪经济发展的巨大创新。央行不仅帮助政府筹集军费，也为工商业者提供更加便宜的贷款，让资本与新技术的结合变得更容易。吸收存款的银行、债券市场、长期债务融资的出现，相对低的利率，这些都是金融创新的结果，也推动了资本的利用。

第五，自由而又有竞争力的思想市场。

欧洲虽然邦国分裂，但是文化上仍然拥有共同的罗马帝国留下的拉丁文，让欧洲的君王贵族和知识阶层仍然有可以相互交流的基础。文艺复兴不仅挖掘出超越国界的共同文化，也推动了泛欧洲的“信件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发展，并在17世纪蔚为大观。这种泛欧洲的思想共同体，让新兴的知识阶层能交流频繁，让思想者可以周游列国，不受特定君王的迫害，找到最好的支持者，更推动了充满竞争力的思想市场的发展，让新思想能广为传播，也让新锐的思想者博得名声和影响力。

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就是这种思想共同体的一部分。皇家学会成为科学思想和新知的自由交流平台，推动技术向科学的转变，也成为资本与技术结合的触媒，推动产业变革。

军事竞争推动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

西欧过去五百年的发展，也是竞争白热化的发展。邦国之间的竞争，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战争。军事竞争几乎贯穿始终，并且随着西欧国家拓展海外殖民地而演化成为全球的竞争。战争也因此成为推动制度发展的主要推手之一，军事竞争迫使君王与市民社会沟通协商和妥协，这最终也推动了经济发展。

为什么军事竞争那么重要？因为打仗要花大量的金钱。尤其是随着火药的发明，战争从冷兵器进化到热兵器，武器、训练和装备都要耗费大量金钱，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18世纪，欧洲国家开支的90%都为军费。

军事竞争因此成为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手。

只有金融创新的邦国才能靠借债，动用未来的钱来打仗，而打仗带来的扩张，和拓边、探索新世界的扩张一样，又有机会去占有和掠夺新的资源。金融创新推动了信用体系与公共财政的出现，债券市场的出现，以及长期债券和债转股等创新。西班牙君王腓力二世在16世纪长期统治西班牙，在军事方面开支巨大，因为赋税无法支付国债，就曾经三次宣布国家破产。这些都是在新的金融制度之下才可能出现的产物。

军事竞争也极大推动力技术的创新。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火药在军事中的使用，大炮的发明与使用，火绳枪的发明和改进，都拜军事竞争所赐，尤其在激烈的列国竞争状态。

军事竞争还推动了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动员能力的比拼。近代职业军队，是国家中最近代化的组织团体。军队有一套成形的体系，强调服从与执行，成为推动转型的近代化力量。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国家的动员能力变得更强，19世纪初，拿破仑从法国4400万人中征得200万人的士兵；英国的征兵比例更高，从英国和爱尔兰1800万人中征得了100万名士兵。

相比较之下，中华帝国在治军问题上无论是宋还是明都没有在组织和动员这两点上取得突破。治军问题上，宋与明都在制衡上下功夫，确立了文将武的传统，避免了尾大不掉的藩镇的出现，却并没有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军队组织创新。在遭遇到强敌入侵的时候，尽管南宋和明的经济实力远超入侵的游牧民族，却无法有效动员，更没有现代金融制度来募集庞大的军费。

军事更是极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产业的发展。英国近代军事的发展，促进了钢铁业、煤炭业和纺织业的大发展。钢铁和煤炭与枪炮和强大的海军息息相关。1800年英国海军就已经拥有500艘军舰，而纺织业则依靠为100万士兵提供制服而发展起来。仅仅是1790到1813不到25年的时间内，英国棉布产量增长就翻了三番，而钢铁产量更是翻了四倍。

帝国的挑战

与欧洲长期竞争的邦国体制所不同，大分流的另一边是周期性稳定的大一统帝国，并在循环螺旋上升过程中，专制集权体制日臻完善。

帝国是治理农耕社会广土茂民的一种方式，它稳固而和谐，但缺点也很明显，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和商业发展不稳固。帝国还会面临一个致命威胁，即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陷阱”。因为帝国内没有战争这样的破坏性力量，稳定的环境促进人口滋生，但主要依赖农业的经济因为发展不足无法支撑增长人口的需求，这种失衡会在某一点爆发而导致巨大灾害。此外，在中国历史上每每发生的田产兼并、税负不均、乡绅阶层的逃避劳役等等，都加剧了贫富分化和不平等，最终以农民革命的方式改朝换代，而激烈的改朝换代又会把辛苦积累下来的制度付之东流。

大分流所提出的问题也恰恰是，在帝国的体制下，主要的朝代似乎都按照同一条路线发展，虽然不同朝代也都有改革和中兴的案例，比如北宋王安石和晚明张居正的变法，却总走不出王朝兴替的规律，也一直没有在制度层面出现破坏式创新。老大帝国在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金融的创新，商业的发展乃至国家制度的创新之上，很长时间内处于停滞，也因此相对西欧渐渐落后，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一种解释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竞争不足会导致创新不足，且帝国统御实力的时涨时跌，帝国坍塌之后的鼎革变化也往往充满破坏性，也让在相对宽松期涌现出来的创新无法积累下来。

进一步分析推演则发现，积极的制度创新在帝国环境中不容易，尤其是那种在列国体制竞争中被逼出来的制度创新：地方自治、行会和崛起的商人权力的代表机制、各个层级旨在解决问题的协商机制；以及在大政方针，尤其是军事这样最花钱的领域，形成一系列讨价还价的游戏规则，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的议会机制，乃至于演化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的机制。

一个反事实的讨论就是，如果崇祯皇帝在面临西北农民起义和东北的满族勃兴时，能够发行国债来筹措军费，如果大明朝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商人阶层可以为国家提供融资，而不是在正常的土地税上增派辽饷，让贪腐的官僚机构再层层盘剥，极大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导致失去民心，以明朝的实力，很难想象会被几十万人的满洲铁骑灭亡的。这当然也凸显了帝国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没有变革和缺乏商业与金融制度发展的国家，貌似老大帝国，但面临外部危机时的军事动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帝国的另一个软肋则是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管控，无助于地方的发展，而因为帝国幅员辽阔，地方又千差万别，对地方的控制又会有差异，这样就会产生各种矛盾。

帝国里最富庶江南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没能像英国或者荷兰那样因为小邦或者自治都市联合体，可以推动商业的发展，促进商业阶层的崛起，保护商人的利益，反而被朝廷一而再再而三的盘剥，税赋之甚，最重于清朝，其次是晚明，只有在南宋时略好，因为南宋不需要供养遥远北方的朝廷。

帝国之所以不愿意看到更多地方自治，也是因为它的统御术本质上是要维稳。而维稳首要一点就是要防止地方坐大，防止尾大不掉。而这样的帝国，被沙伊德尔称为“拱顶石”构建的国家。拱顶石让建筑牢不可破，却也挤压了任何变通和改良的空间，而且一旦拱顶石塌陷，整个大厦都会倾颓。制度相互关联挚肘，却没有留下多少创新的空间。

帝国体制的弊端都是“蜀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曾经如此论述罗马帝国之兴亡：“诏令而虐，必有虐政；诏令而仁，上未必施行，下未必尊奉，则不保果有仁政。”苏辙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上有毫发之意，则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泽，则下有涓滴之施。”两人都在强调，老大帝国自上而下的治理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官僚机构的不同层级都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放大任何可能赚取私利的缝隙，而冠冕的公益则能敷衍就敷衍。

对比西欧和老大帝国过去五百年的大分流，可以让我们更清晰的体认到熊彼特所言的“破坏式创新”推演到制度领域内也需要特别的土壤。竞争与制衡并非从无到有的创造，历史地理的因素给了西欧以大规模实验的机会，类似的历史机缘在中国的战国也曾经带来“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是，竞争所带来的更为广泛的参与，竞争所创造的更为广阔的试错空间，以及竞争在科技和思想领域内营造的“反对教条、挑战权威、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不仅止依赖历史地理的偶然。全球化的今天构建了更广泛列国竞争的场域，科技与制度创新的比拼与开放多元互联互通的思想市场，恰好是这种竞争的一体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