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政治学人 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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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五十二期——外卖骑手与数据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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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发布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该文章从多角度映射出：在外卖系统算法与数据的规训下，外卖骑手“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外卖员俨然成为高危职业。一时之间，网络上对于外卖平台的声讨之声不断，关于科技双面性的思考也不断涌现。相关企业在公众舆论压力下的回应更是将该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首先，饿了么在当日零点（2020年9月9日）发布推文称其会尽快在支付环节增加 “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小按钮”的新功能。随后，美团也做出回应，称将从更好优化系统、更好保障安全、改进骑手鼓励模式、关怀骑手与家人、认真听取大家五个方面入手，试图解决社会各界关注的外卖骑手问题。

然而，外卖平台的回应被指称为缺乏真诚转变动机的危机公关：饿了么的回应被指责存在逻辑上的错误；而美团方面的承诺何时兑现还不得而知。事实上，外卖骑手的职业生态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单靠企业的“危机公关”并不能解决其根本问题，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都应该参与其中，根据不同主体角色积极履行相应的责任。

本期圆桌论坛聚焦外卖骑手相关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1.外卖骑手受困于系统背后深层的制度成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导致了外卖骑手当下的职业生态？

2.对于以外卖为代表的新兴业态，相关主体应该如何推动解决其产生的社会问题？

3.“把人当机器”背后反映出了什么样的时代症结？在智能化时代，科技向前与科技向善是否能得到平衡？

嘉宾介绍

主持人：

马立明

暨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副教授

参与嘉宾：

蔡蔚萍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王 磊

同济大学

政治学理论

博士研究生

姜亦炜

南京大学

政治学理论

博士研究生

观点阐述

马立明

科技与资本联合收割下，劳动者何去何从

近5年来，我们的社会进入了被数据逻辑支配的时代。资本与科技联合收割，强调绝对的效率优化，强调冷酷的利益取向。数字一开始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后来慢慢异化。就像是《黑客帝国》中所谓的母体（Matrix），在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受到算法逻辑的影响，甚至是驯化、绑架。在这个过程中，人被工具化，其自由与尊严受到了很大的矮化。外卖行业的高收入是外卖骑手进驻的原因，进驻之后外卖骑手相当于与平台签订契约，成为服务平台规则的缔约者。但是，进入系统之后，人实际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当然，这个新闻之所以刷屏，更多的共鸣来自于人们对于“数字生产的血汗工厂”的恐惧——智能时代的生产带有强烈的刚性特点，表现在唯数字化、唯效益化的结果导向。现代生产制度中的智能推送、KPI考核、996工作制、项目制等等，令现代人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高强度的竞争机制印证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血汗工厂”的记忆又被唤起。在这个场域，人已经被高度异化，人的个性与创造性被慢慢消灭。

相关主体应该如何推动？首先，必须看到系统凸显的痛点。外卖骑手正在变成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他们被系统所驱使，不得不违章驾驶，冒着极大的风险，同时还有可能对其他人构成危险。这种风驰电掣带来的是道路上的隐患，以及更深刻的劳动者的尊严保障问题。其次，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外卖问题，从平台着手，对于遵守交通规则的小哥进行奖励，对于危险驾驶的小哥则进行处罚，从而规范市场。第三，派单的游戏规则也需要重新调整，比如送餐片区进一步缩小等，减少骑手送餐的路程，也减少他们发生意外的可能。当然，最难的一点是，让整个社会从这种巨大的“系统”中放松下来。

“把人当机器”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悖论：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解放人，是让人自由，但是它们成为压迫人的“主宰”系统，或者说成为少数科技寡头实行统治的方式。在数据逻辑下，两极分化开始出现：拥有数据权的支配者（粉丝、流量、用户）与没有数据权的被支配群体。在各行各业，这种趋势都越来越明显，人的工作可以被量化，工作反过来反噬人们。曾经以为能在系统中谋生的群体已经被纳入到这个“套路”之中，而用户也因为惯习的力量，对平台产生巨大的依赖。科技向善是一个理想的期望；但是现阶段，科技与资本之间是紧密同盟，科技有明显的趋利性。我们不能对于科技抱有任何的幻想。

王磊

参差赋权：技术的社会化困境及其消解

造成外卖员受困于系统背后的原因甚多。但就技术层面而言，可将其原因归结为技术的参差性赋权（技术的社会化困境），即技术赋权过程及其结果展现的非均衡性样态。参差赋权的发生逻辑源自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其一，在技术的“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社会分工致使“制造者”（tool-making）与“使用者”（tool-using）身份分离，并使得技术生产的目标和价值在“制造者”与“使用者”之间产生差异。其二，作为平台的两大“使用者”，顾客和骑手在俘获技术时，对数据信息的异质性需求塑造了技术赋权的参差样态。

从参差赋权梯度上看，相对于顾客和骑手，企业因其自身资源禀赋处于技术赋权的高位。企业通过对算法工程师的控制，将其盈利逻辑编入应用平台以强化资源优势。而相对处于技术赋权低位的顾客和骑手，一方面在被迫遵循平台规则（算法）的同时，两者又各自遵循自身逻辑，开展逐利行为。例如，骑手遵循利益逻辑，更加关注接单和配送信息而忽视法律规范；顾客遵循满意逻辑，更加关注准时率和服务满意度而缺乏对骑手的伦理关怀。因此，资源势差以及各类主体自利性策略共同导致处于供应链中间环节的外卖骑手陷入困境。

就技术扩散的过程而言，社会化困境是技术跃出经济领域并向社会领域扩散的必经阶段，也是技术更新必须面对的“成长的烦恼”。基于此，消解技术社会化困境，实现技术化归需有赖于技术生产部门的自觉调整、社会价值的道德规范以及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制的共同作用。具言之，第一，以“数”为“据”的前提是要提高数据质量，增加数字信息可用性和有效性。第二，优化算法结构，体现“人本主义”的伦理关怀。第三，改革外卖平台的考核激励机制，延长平台考核周期，增强外卖骑手考核的可持续性。第四，政府部门在对新业态和新技术保持足够包容的同时，进行必要监管，守牢法律底线，承担技术试错的兜底责任。

奇点是否临近、如何临近尚未可知，但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以及技术力量的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把人当机器”反映了智能时代“人—机”“人—技”之间的伦理矛盾与价值冲突。技术一旦“失控”，或者社会价值和规范失去对技术的拘束力，那么“是否要用‘政治’锁死科技”，亦或“人类放弃抵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但它仍然提醒我们应该怀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来看待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蔡蔚萍

社会转型的阵痛：外卖骑手系统之困

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互联网平台劳动过程已发生深刻变革。外卖平台的准入门槛低，技术性不高，吸引了许多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其计价体系决定了骑手需要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提高工作收入。平台经济为大量低学历、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了相对高收入的就业岗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技术、算法实现对劳动者的规训，从而限制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劳动者不需要提升技能就能完成目前的工作，外卖骑手缺乏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倒逼。这导致外卖骑手在面临制度脱嵌、组织脱嵌、传统脱嵌等基础上，还存在与传统劳动力市场脱节的问题。因此，当人工智能技术完全成熟时，低技能劳动者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问题。

对平台来说，互联网平台效率的提高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分析整合能力和对劳动者的控制。一方面，在大数据分析计算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体现出智能决策、人机交互和个性化指导的优势，对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平台以追求经济利润为首要目标，因此会进一步压缩劳动者的收入，减少对劳动者的保护。在此环境下，劳动者不仅没有联合，群体力量反而分化，没有与平台议价的集体性力量，对于平台所规定的工资体系只能被动接受。郑广怀将此称作为资本的风险转嫁，这种转嫁的巧妙和隐蔽性就在于：通过改进算法与程序设计，平台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将负担与危险抛给原子化的劳动个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的运用是阶级化的，底层阶级承担了风险，却只能为养家糊口而奔波。”

外卖骑手看似是新兴职业，但其困境本质上仍是我国转型过程中历史问题的新表现。要解决这种困境，首先，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网约工”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应探索新型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的社保类型，保障其在薪酬构建、劳动时间、休息休假等方面的基本权益，以避免其制度脱嵌；其次，也需要平台自律，强化互联网公司的人性化管理，主动签订协议，保障骑手权益等；第三，督促外部力量介入监管和调节，强调工会组织、共青团等组织覆盖和引导；第四，从公共服务层面强化对外卖骑手的人口服务与管理。

姜亦炜

算法摩登时代：新的“流水线”牢笼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异常古老的话题。近乎苛刻的效率至上主义，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但同时枯燥乏味，还似乎充满了危险，这不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里为我们描绘的场景吗？流水线的工作，企业主甚至想用“吃饭机”让工人一边吃饭一边还能工作。那时流行的“泰罗制”，希望砍掉工人们所有多余的手部动作，上厕所的时间精确到秒。这昔日种种不就是当下外卖骑手所遭遇的现实境况吗？只是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被科学神圣化了的东西，它可能一个算法、一个系统、抑或者一种技术，它更加冷酷。

为什么还要干？因为唯有成功才能有尊严的活着。可以说不用算法，不用系统，不用技术，外卖小哥们依然会如此拼命的自我加压。系统与技术是冷漠的，它计算的是理性与效应，它忽视的是人格、尊严与丰富性。这时你就是一个工具人了，这种工具人还会再生产，不断自我强化，当某一天你认为“手头的工具就是上天赋予的神谕”，此时你就成为了单向度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

此外，外卖骑手这一问题让我联想到了历史上的“李自成之惑”。李自成驿卒出身，明末裁撤驿站导致大量驿卒失业，最终引发了农民起义。为什么驿卒不好惹，主要在于其广布的驿站以及他们的组织性与动员力。类似地，现在的外卖骑手，站点遍布全国，系统一呼百应，加上快递员群体，合计人数大约在3000万左右。所以对于这个群体的关注，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如何解决？有能力的地方可以组织工会协调议价能力、维护权益等，但是现有体制下，工会效用并不理想，但是我国也有自身的优势——党组织。企业的短视性、营利性、追求理性与效用，无可厚非，但它需要社会的干预，此时党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它在制度上保障了党维护外卖员权益的资格和效力。3名正式党员以上，50名以下，即可成立党支部。这样的组织架构为党组织充分代表外卖员利益提供了可能性。如果在一些站点区域，还没有外卖员身份的党员，那就要应尽力的发展，争取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寻求政治资源的再开发、再利用。

学术争鸣

一、外卖骑手面临的“双重转型”困局

马立明

想先请教一下蔡老师，您提到了“社会转型”的概念，请问您认为现在外卖骑手的困局只是出现在当下转型社会之中吗？您又怎么认识当下的“社会转型”呢？

社会转型是导致外卖骑手困局的诸多因素之一。外卖骑手的困境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独特产物，涉及到市场化转型不充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劳资矛盾的转型。外卖骑手因为户籍身份等结构性壁垒原因无法真实融入城市生活，无法拥有保障齐全的工作；同时由于其从农村跨入到原子化的个体状态，在职业生活中面对以牟利为指向、更为强大的企业组织时，并没有充足的资源可与之博弈，只能接受劳动关系不正式、劳动权益无保障、工作辛苦而危险等不利条件。

蔡蔚萍

马立明

王博士认为外卖骑手的困境来自于技术的社会化困境，以及其展示出来的“非均衡性样态”。能否进一步说明这种社会化困境的具体表现？这种非均衡样态是否普遍地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

社会化困境是技术扩散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只要这种技术不是既有主体自主研发，而是从其他领域“嵌入”的，就可能会产生社会化困境。特别是一项尚未成熟的技术嵌入到其他领域中，一定会因为自身的技术缺陷导致新问题的出现。我认为社会化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技术可获得性在不同主体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源于各类主体自身的资源禀赋，也就可能导致技术赋权的不均衡状态。第二，技术赋权的不均衡特性会进一步加剧“马太效应”，加剧社会碎裂。第三，技术赋权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技术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会改变原来结果，甚至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麻烦。

王磊

马立明

蔡老师聚焦于农村到现代城市的“社会转型”，主要是从农业社会往商业社会转型的角度，而王博士则是从技术层面进行思考，主要从传统工业时代向智能工业时代的转型进行分析。换言之，这些大部分出生于农村的外卖小哥，面临的是“双重转型”。此外，想再请问蔡老师，我们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后，进入一个漫长的社会转型期，就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挺进，“农民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您觉得这个转型完成了吗？还将持续多久？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是不是延长了这个转型期？

这个问题很宏观深奥，我没有办法绝对断定。我个人观点为：外卖骑手实则还是农民工，只不过其范围进一步向互联网平台延伸。转型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我们也很难去界定转型成功与否的界限。但就目前来说，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户籍制度等结构性壁垒仍然存在，对农民工等个体的影响仍然存在，即使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历史遗留问题还会以新的形式体现出来。

蔡蔚萍

二、“智能资本主义”时代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

马立明

姜博士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是在外卖小哥的案例中，出现了特别之处，即数据与系统无处不在，形成了智能资本主义。请姜博士讲一下，这个新的系统与老的系统，区别在哪里？

资本还是那个资本，只是使其合理化的手段更高明了。以前泰罗制年代是摄像观察你多余的动作，让你砍掉多余动作。现在是通过各类算法系统让你觉得合理。所以真正合理与否不重要，它只是要用一套知识话语体系让你深信无疑。不管是以前的产业工人还是现在的外卖员都处于知识体系的末端，无从反抗。我想问一下马老师，您提出可以通过行政的手段来规范外卖问题，从平台着手，对于遵守交通规则的小哥进行奖励，对于危险驾驶的小哥则进行处罚。但是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平台还是会不断的计算最快时间，是不是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弱势的外卖员群体？因为他们本来都知道违反交通规则很危险，但是没办法还得去硬着头皮上。

姜亦炜

马立明

您的回答带有历史的宽度。那当下系统的不可捉摸性，又体现在哪里呢？困住人们的，到底是技术逻辑还是资本逻辑？然后，我回答一下姜博士，资本的角色是逐利的，但政府与法律可以规范资本的行为。当资本的风险提升之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克制，会规范自己的用工制度。

我觉得在文本语境里，技术在为资本服务。出于资本自然逐利的本性，平台有很大的动力去压缩时间。但是没有被组织化的外卖员，如何对抗资本？政府是有道德属性，但是其权能范围非常广泛，是否只能祈求妈妈型政府。

蔡老师讲到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网约工”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我想问一下，如何保障？谁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

姜亦炜

蔡蔚萍

实际上，权益保障需要一个慢慢推动的过程，组织引导这一块已经在做了，比如说共青团对美团的介入。

若是政府无作为的情况下，外卖员有可能会慢慢形成组织，从而像19世纪40年代那样以罢工来抵抗。中国政府有其特殊性，是否站在劳动者的角度来制约资本？个人认为是有可能的，通过立法、监督，比如蔡老师说的共青团介入美团。

马立明

蔡蔚萍

对，其实滴滴的接单配单也是一套数字算法过程，顺风车出事后政府监管介入，滴滴对自身进行整改，平台算法对滴滴司机和乘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乘客要顺带捎人必须修改终点，滴滴司机只能按照规定路线走等），目前来说，平台、乘客、司机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共青团是很重要，但毕竟只是群团组织，众所周知他的政治效能有限。所以我个人感觉，如何激活我们的传统政治遗产，比如党组织的作用很重要，并且要发展外卖员党员。

姜亦炜

王磊

平台数据的训练集来自于骑手自身的数据。比如这一单算法预测需要35分钟，骑手通过各种方式将时间缩短至30分钟，那30分钟这个点又会进入新的训练集，算法可能给出的预计时间少于35分钟，甚至少于30分钟。这使外卖小哥不得不加速，最终陷入数据牢笼。

那么，如果数据优化，数据牢笼就不存在了吗？KPI考核，并不会因为量的减少而降低吧？在机械化生产中，人的自由又如何体现？

马立明

王磊

关键问题是现在数据和算法没有办法优化。如果可以，问题会有所缓解。

就算优化也要看它服务于谁。如果没有外卖员的参与，这样的优化只是让资本更好进行控制。

姜亦炜

三、数字时代竞争机制中工人困局的应对策略

马立明

那么对于系统中的芸芸众生，对于在就业难及中年危机夹击的劳动者，对于在竞争机制中力不从心的人们，大家有什么应对方案吗？

就外卖骑手来说，我觉得外卖平台经历的瓶颈期需要自身整顿加政府监管介入，完全任由资本和技术自由发展和自我调节可能与我们国情不相符合。

蔡蔚萍

王磊

应对技术导致的社会问题，要把它放置在具体的情境里，需要多元治理主体通力合作。从技术扩散的时间维度来看，政府的规制性策略是风险防控的底线，承担奖惩与再平衡的兜底责任；以社会价值和规范为核心的规范性策略具有导向作用，维护“技术发展为人服务”的科技伦理；而技术部门的认知性策略是其它策略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技术生产部门的自省、自查；技术链底端的用户也可以适当了解技术知识，正视技术副作用。

同意，政府最好有个兜底的保障。希望快递员能够参与到技术开发中，他们是当事人，更有发言权，更有温度，也更实际。

姜亦炜

王磊

快递员反应的问题，算法工程师可能没能力解决的，只能在平台考核和激励机制上作调整。

四、数字时代的本质与技术的善恶

马立明

今天我们的工作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数字劳动”，包括滴滴司机的接单，学者的论文KPI，自媒体平台的点击量等，数据与系统成为了劳动者的主宰，人似乎被自己的技术捆绑了起来。大家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数字的“美丽新世界”里，它的本质是什么？人到底是自由的，还是成为被游牧的对象？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们为什么在乎这些？学者在乎这些，外卖员也在乎这些。我们觉得被技术捆绑了，但是技术永远只是载体。技术没有善恶之分，但人有。技术可以把我们带进资本黑洞，也可以带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背后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最终是马克思的那套理论。当然如果真有一天系统有了自我意识另说，在可预期的将来，还不存在。

姜亦炜

王磊

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是技术或者社会转型发展必须经历的烦恼，要正视这种烦恼和困境。人的“数字化生存”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在于通过各主体的共同努力去规制技术的潜在负面效益。数字的“美丽世界”一定是以人为本的，是让技术肩挑社会秩序与服务的。

技术在诞生之时，就与资本是同一战线的。工业时代的工人通过卢德运动，破坏机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认为机器是自己的主宰。而今天的数字系统，也被外卖小哥看作是主宰。其实他们背后都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技术只是为资本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变现渠道。认为“技术无善恶”会不会是一种天真的理念呢？

马立明

姜亦炜

技术无善恶，技术只是资本的帮凶。

技术是帮凶，但老是背黑锅。

王磊

蔡蔚萍

技术异化带来的劳资关系矛盾西方早就经历过。技术与劳动者的矛盾只是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过程，如何挺过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群策群力吧。

主持人总结

马立明：

骑手的问题是个古老而新鲜的问题。它之所以古老，是因为其中清晰可见的资本逻辑，带有血汗工厂的似曾相识之感。但它的新鲜，是因为新的数据技术参与其中，让整个生产流程变得更加严格。在这个事件中，技术的开发成为了资本的帮凶，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应对方式是增加劳动者的话语权，以及政府利用调控之手进行干预，重新回归到劳方、资方、社会公众的衡状态。对于技术，它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也有巨大的副作用。对此，我们必须要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牢记“技术以人为本”，驯化技术，而不是变成技术的囚徒。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会更好。